北大中文系教授漆永祥：30 年高考閱卷，探究語文教育的偏差與缺失
更新時間：2024-08-18 10:58:43作者：佚名
每年高考結束后，語文作文的話題總是最熱的。
什么樣的高考作文才是真正的好作文？8月初，《人物》在北京見到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齊永祥。齊永祥今年58歲，頭發已白了一半。他說話風趣幽默，喜歡出一些有趣、有智慧的作業題。在學校，學生喜歡叫他“齊爺”，他也自稱“齊爺”。他從1993年起，參與北京高考語文閱卷工作，至今已有30年。從數以百萬計的高考卷子中，他看到了一代又一代學子不能自由表達的困境，也看到了語文教育的偏差和不足。
他曾到訪高中，與全國各地的師生交談，并親自準備了一份包含100道問題的問卷，他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探究為什么孩子們會寫出這樣的高中作文，他們的高中語文教育到底存在什么問題？他也曾嘗試改變高考作文的要求，讓學生在作文中如實地表達自己。改變帶來了一些希望，但現實依然沉重。
在他30年的高考語文閱卷生涯中，他看到了怎樣的現實？我們真正需要怎樣的語文教育？怎樣才能讓孩子們重新愛上語文？以下是齊永祥的故事：
作者：Rebecca
編輯｜金石
大學入學考試風格
我很早就開始做高考閱卷工作了。我本科讀的是歷史專業，1987年畢業于西北師范大學，在甘肅開始做歷史閱卷工作。1993年調入北大中文系，在北京開始做中文閱卷工作。北大中文系換屆后，我擔任了本科教學處的副處長。當時誰管本科教學，誰就管閱卷，閱卷就成了我的工作，每年都要閱卷。
我在批改試卷中發現，語文作文的問題太嚴重了。中國青年報采訪我的時候，我說現在的作文，在古今中外的文體中，根本就歸不上什么類型，太嚴重了，只能叫“高考文體”。
2012年北京高考作文是一篇素材作文，講的是一個叫老吉的鐵路工人，他在深山老林里獨自維護著一段鐵路。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每天火車經過的時候，火車都會向他鳴笛，他就會向火車敬禮。這是一個相當感人的小故事。
出題人考慮的是真人真事，孩子們也有東西可寫，但我們找不到一篇好作文。他們寫老人如何盡職盡責，如何堅守職責，如何感動世界。非常夸張。那一套東西。
很多孩子甚至寫到，20公里的路段是老師負責的，走來走去又無聊又寂寞，根本不知道20公里有多遠，走來走去要花上一整天的時間。我們現在的孩子不走路，對公里沒有概念，我覺得20公里就是從北京到廣州的距離。
所以那一年沒有一篇滿分的作文。
這讓我們很傷心，為什么會這樣？我們都覺得問題很嚴重。那一年，我說要去中學看看。
按理說，我只要批改完就行了，我是大學老師，沒必要管中學的事情。但我總覺得，說好聽點我有這個責任，說難聽點我真的受不了。后來我就想知道問題出在哪里，為什么小朋友都這樣寫？
每個星期五下午，北大沒有課的時候，我就到北京的中學去調研，包括城里的，也有郊區的，所謂的好學校，也有普通學校。有時候我帶兩個年輕老師去，有時候我一個人去，跟中學的教研室人員和老師，還有高中的同學們，講講我們希望你寫什么樣的作文，也就是我們認為的好作文。
我跟他們說，你能不能寫寫自己，寫寫生活，寫寫現實？我一再強調講真話，講真話，我希望寫出這樣的東西。我甚至還問過高三學生這個問題：你喜歡自己嗎？你愿意再讀第二遍自己的作文嗎？學生們聽后，不是苦笑就是搖頭苦笑，然后說高考作文都是按照老師的要求寫的，是一種他們一點都不喜歡的怪異、枯燥的文風，也不好意思再讀第二遍。我說你們不想再讀了，可我們每年都要連續十幾天讀幾萬篇這樣的作文。
其實，老師不愿意這樣教書，孩子也不愿意這樣寫作，但因為高考作文和評分被妖魔化，考生寧愿違心地寫出與自己無關的文字，也不愿表露自己的真實感受。
圖片來源：《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有點亮
對于語文學習來說，高考就像一根杠桿，既然要我們去撬，那我就去撬，把孩子們引上正路。
比如套路問題，也是全國性的問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謂的四大名著，兩個中國，兩個外國，李白和杜甫，莎士比亞和拿破侖，反正魯迅和莎士比亞這兩個老頭子最普遍。
我上中學的時候就表達過這個，被我“嚇”了之后，到二年級的時候，李白、杜甫都快絕跡了，我們突然覺得很孤單，真的沒人了。
高考作文反映出的問題，當然也包括評分方面的問題。
其實大家對批改試卷都有誤解，覺得批改試卷很浪費時間，根本不看試卷，屏幕一出現就給分。我跟他們解釋，也安慰他們，批改老師還是很認真的，會看試卷的，不看作文是不可能的。
在北京，我們對試卷的評分是比較細致的。每年高考評分的時候，我們在2013年高考前三天就把試卷看了，看看孩子們對當年的作文題目是怎么答的，好的答案是什么樣的。我們要找范本。在找范本的過程中，我們貫徹我們的理念。那些寫得比較現實、比較有感情的，我很少說那些有思想的，寫得比較現實、比較有人情味的，作為標桿、作為樣板。到時候會起到示范作用。
圖片來源：電影《高考》
通過這種形式，至少我們讓中學生知道我們還是在努力的，我經常說現在有一個誤區，中學生以為你們喜歡這種作文，我說其實我們是一個被動的接受者，不喜歡。
比如你給我們的菜，應該什么都有，烤牛肉、羊肉、豬肉、海參、燕窩都有，我們本來想挑吃的，結果你給我們的只有土豆、炸土豆、煮土豆，還說我們喜歡吃土豆，因為我什么都看不見，只能在土豆里挑挑揀揀，吃得我惡心。
后來從2014年開始，北京語文高考試卷有了很大的改變，大作文分為兩部分，一篇記敘文，一篇議論文，滿分60分中分配10分，并且引入了微作文，微作文分為三個題目，大致來說，一個是議論文，一個是抒情文，一個是記敘文。
我對第一年的考試很反對，說微寫作只有10分，還要雙評，雙評老師怕超過標準，不敢打太低或太高，就給個中分，6、7分比較穩妥，我覺得這樣就沒什么區別了。另外，我不知道學生怎么寫出200字的10分題目。
一年級考試完，我們都很高興，因為他敢寫，而且不管怎樣也只能得10分。
后來我分析了一下孩子們的心理，北京的孩子沒有那么多壓力，特別是理科生，只要是好學生，考個好學校不成問題。我估計這些孩子心里想，不就是10分嗎？你得給我最低分，6分，4分，我都無所謂，大家都寫得挺好的。
我仍然清楚地記得第一年考試的題目，一道題是講講你高中學習中文的經歷，一道題是寫一段話紀念你18歲生日，明顯是抒情的，一道題是每年高考來臨，家長都會送孩子去考，但是堵車。我讓你寫下你認為家長是否應該送孩子去考。
我們給了不少滿分，孩子們都放開手腳，寫下了自己真實的感受，比如有的用《三字經》的形式寫下了自己學習漢語的心得，講到了學習漢語要重視詞語、重視課本、重視生活，這些方面都涵蓋了，所以我們就給他們滿分。
但也有寫得特別好的小朋友。他說中文就像一首歌，中文是一股山泉，中文是一條潺潺的小溪，中文滋潤著我的心靈。反正說了這么多，我愛中文。討論的時候，有的老師給滿分，我說3分。一個老師跟我爭論說：“齊老師，如果是你兒子，你給他幾分？”我說：“是我兒子，就給他2分?！?/p>
她問為什么？文字這么美，句子這么流暢。我讓他講講學中文的心得，他說了一大堆。把中文換成數學、美術、或者體育，再讀一遍。試試看。結果老師看完才發現，孩子只寫了幾個好聽的字，其實什么意思都沒有，這是典型的高考作風，這種東西，我們給他的分數很低。
一個孩子在寫自己18歲的自己時，用蒙太奇式的筆法寫道：“我每天在放學的路上走來走去，張叔叔家的狗都這么大了，隔壁的小女孩讀初中了，還沒有像以前那樣長大。”很有意思，棺材店無數次開張又關門，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18歲了。
這篇文章引起了一些爭議。我說作者真厲害。他沒有直接說我是如何長到18歲的，但幾個蒙太奇鏡頭反映出我已經長大了。
總之那段時間我一直說，微寫作讓我們看到了一點希望，雖然很悲觀，但是卻看到了一點光明。
圖片來源：《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拐杖”
不幸的是，這些變化并未持續多久。
到了2016年，大家對微寫作有了一些套路，中學老師開始給孩子找方法論，微寫作變成了知識問答環節，抒情文少了，議論文、記敘文都行，分幾步走，不管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要寫什么，寫死就行。
只是老師的限制太多了。
我經常舉一個例子，2015年我們作文題目是《假如我和心中的英雄一起生活一天》，一篇記敘文，材料里提到了杜甫、文天祥、岳飛等英雄人物。6月7日考試結束后，我們來到考場，在看試卷前，我跟老師說，我們先討論一下什么是英雄，樹立英雄的概念。
我說如果考生寫了杜甫、文天祥、岳飛，那當然沒問題，他們都是英雄。如果他寫了這些材料之外的東西，會不會算英雄？如果他寫他的父親是英雄，會不會算英雄？如果他寫熊大和熊二，或者鐵臂阿童木算不算？我會說，如果他寫的主角在某些方面刺激了他，對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那大概也算。
后來我批改試卷的時候，發現我浪費了時間。幾乎沒有學生寫材料以外的人物。這是老師說的：不要亂寫，不要超出材料。所以他們只好寫岳飛，寫文天祥，寫杜甫。
這就導致了作文同質化問題嚴重，以前每年感動中國的十個人大量出現在作文里，有一年就出了“最美媽媽”，看了一上午的高考卷，有二三十個人用不同的語氣在談“最美媽媽”。
我當然理解。現在學生有兩根拐杖，一根是家長的，一根是學校的。孩子夾在中間，不能倒在地上。我總是告訴他們把拐杖拿走，但大家都擔心我拿走他們會摔倒，所以他們不敢這么做。孩子們在學習和生活中都是如此。
2013年，我做了一個問卷調查，包含100個問題，發放了5000份，以了解問題所在。
問卷中有一道問題是：高考時，你敢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寫寫身邊的人和事嗎？2000多份問卷中，僅有20%的學生表示敢，這是一個很不令人滿意的結果，這也與高考作文的現狀極為吻合。
而對于這個問題的原因，近六成學生回答，是為了成績而撒謊，不敢寫身邊真實的人和事，擔心說了實話會得低分，是“作弊”的罪魁禍首。
我去做調研的時候發現，很多中學生寫日記比考試作文寫得好，日記里有自己的文字故事，真情流露，但一走進考場，就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的。這大概是因為語文老師強調作文要有主旨，要升華，要有高層次、高目標。孩子擺出一副嚴肅的面孔，裝出一副“小大人”的樣子，講著與自己無關的“大道理”。這讓我們焦慮又心酸。一個六七歲還未離開學校的孩子，能有多少成熟的世界觀？能有多少典型全面的事件？能把作文提升到什么程度？
好的作文，就是能把自己所想、所見、所聞、喜怒哀樂都寫下來，講講自己的一些經歷和感受，并且行文流暢。
考生的機械備考和題目的單調刻板往往是相輔相成的。以現代漢語閱讀為例，在選定文章后，平時的模擬考試也是如此，出題者首先要對原作者的生僻詞進行篩選和加工，此外還要剔除文中存在的問題，比如語法錯誤、意思重復等，刪除文章中超出中學生理解水平的部分。這樣會導致兩種結果：一是原作者的文章錯誤較多，很難改過來；二是先把一篇原本個性鮮明、充滿活力的文章改成一篇條理清晰、連貫性好的文章，再在此基礎上尋找能夠形成、得分的題目。
最終的結果是，名義上考試是“閱讀理解”，但實際上考生不看也能“聽懂”，因為答案就在試卷上，不是通過閱讀和思考獲得的。這也促使中學現代漢語教學重在得分點、找關鍵詞句、寫有條理的答案。
不僅如此，無論是中學教師還是出題人，總是為學生著想貝語網校，總是擔心他們答不出來，有意無意地設置線索和要點，明里暗里地引導和暗示。作文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老師給學生準備了大量的作文。這也是作文虛偽、套路、公式化盛行的重要原因。
因此，如何引導考生在出題時說出自己的真實感受，如何保障在評分時說真話的考生的利益，是一個亟待探討的嚴肅問題。
圖片來源：電影《高考》
興趣與基礎
我高考的時候其實是寫跑題的，我們那時候也著急，高考作文不能出錯，而且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對高考的期望值就更高了，因為我是農民出身，只能靠這個，因為寫論文不及格，所以高考的時候不敢報中文系，報了歷史系，又考了10年才考進北大中文系。
我們這一代人其實學中文很不正規，高三才學了拼音，難道我的中文教育失敗了嗎？我覺得恰恰相反。
從我記事起，就聽身邊的長輩講過許多神奇離奇的故事，《鬼上經》《圓豆扁豆》《馬大石二六三哥》等等，激發了我對神鬼的好奇心，對時間、對萬事萬物的探索欲望。這大概是看著動畫片長大的孩子所無法理解、無法感知的。
語文是語言、文學、文化、社會、生活的綜合體，這種野蠻的學習環境，這種體力和智力都處于半饑餓狀態的生活，成了我的語文課堂。
我當時的老師，鄉村教師齊潤江，講課很有意思，他很有激情，很有感情地給我們讀課文，有一段講兩個姐妹在暴風雪中走散，他大聲喊道：“在炎熱的夏天，我們感覺到暴風雪來了?！边@樣的老師是最好的老師，他有感染力，能感染上課的學生，也能感染學生讀書。
還有我高中時的語文老師高平先生，他長得帥，字寫得也很漂亮，他每寫一個字我都會模仿他，這些老師是我長期對語文產生興趣的最大動力，沒有他們，我永遠也不會對語文和文學產生興趣。
所以，興趣對于學習漢語非常重要。
中學語文除了興趣之外，最重要的是基礎。我在北大教過新生，進入大學后，他們的語文水平并不理想。文科生寫不出論文，講不清楚，說話拐彎抹角，繞來繞去，沒有切入正題。理科生連完整的實驗步驟都寫不出來。
這是因為中學的語文教育不注重基礎。首先，詞組、句子的基礎是一切。在詞組、句子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寫出好句子？寫出好段落，再從段落開始構筑文章。慢慢地，就像先長葉子，再長樹枝，最后長成一棵樹。我們學外語也是一樣，如果你的詞匯量超過一萬，那么理解課文就很容易了?，F在到了寫文章的時候，孩子們雖然反復地寫，但是他們不注重單詞，不知道如何換詞。
另外一個基礎就是你要會積累，要從少到多的積累，要背誦。現在的孩子條件好，各種字典都買了，但是不背誦就不是你的，你把它插進去用，如果你用不好就不是你的，只是你每天的積累。
我在2013年發出的問卷中，還有一個問題：你在中學時期讀過一本、三本、五本以上的小說嗎？這讓我們很驚訝，幾乎三分之一的孩子沒有讀過小說。高中時期連一本小說都沒讀完，怎么能寫出好作文呢？這怎么可能呢？
過去我也提過，語文試卷里要加一道難題，評分要很嚴格，答得不好就不給分，思維理解能力強的孩子就表現出來了，但是沒有成功。
在寫作文的時候，觀察能力也很重要。中文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光在課堂上是學不好的。
有一年北京的作文題目是《北京的象征》，很多同學都寫到了鳥巢和水立方。他說鳥巢像鳥巢，水立方是四方的，這還用說嗎？他無語了。你說北京什么？哪個小朋友沒去過鳥巢和水立方？如果不觀察，那這一趟就白來了。北京還有地鐵，鄭州也有地鐵，全國有多少個城市有地鐵？北京地鐵會出現什么特點？你得觀察。不觀察，就寫不出來，對吧？
下一個層次是思考和想象的能力。如何用自己的想象力來處理現實，并將其夸張化以回答問題。
現在的學生經常會說：“我沒有典型的故事。”所謂典型的故事，就是從車里救出一個小孩，或者洪水期間從樹上救出一個老人，他們認為這就是典型的英雄故事。但其實，生活中每一件小事都有故事，只是他不認為那是故事。
我問他：“你十七八歲的時候，難道就沒有什么有趣的話要說嗎？”當然有，但他認為這并不典型。老師同意我寫的內容嗎？我的寫作能證明我的觀點嗎？其實，有。
比如疫情爆發的頭兩年，很多學生寫論文，寫抗疫，寫醫生、護士，他們的父母不是醫生、護士，根本不知道醫院里的情況，只能在電視上看幾句，在報紙上讀幾遍，我都是根據網上看到的，瞎編的，絕對不是。
我問你能不能寫寫你家樓下的保安，他也在抗擊疫情，疫情期間，你待在家里上網課，有什么感受，寫寫你自己的想法，寫寫一些真實的感受。他覺得寫這些可以嗎？他覺得不寫醫生護士，會不典型，不會感動人心，但是他覺得寫醫生護士，也不會感動人心，因為他沒有經歷過。
我一直說要有單獨的作文教學，除了教孩子基本的作文結構和作文技巧，還要教他們觀察社會、觀察生活，面對現實、面對未來要有想象力，要有運用想象力創造新世界的能力，要有理解社會、用批判性思維去判斷事物的能力，教他們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圖片來源：《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再次愛上語言
今年河南滿分作文出來后，我在朋友圈里說，這個作文不是好作文，不能讓這種風氣繼續下去。我個人覺得，這不是好作文，是另一種浮夸、空洞的東西。只不過，以前有人寫李白、杜甫、莎士比亞、拿破侖，現在卻用外國的生物學家、語言學家、人類學家，這些都是一些不熟悉的人，把老師嚇壞了。
這樣的作文不應該給滿分，這種趨勢令人擔憂。所以大學語文作文范文，中文或作文的改變，需要每個人都動起來。就像輪子一樣大學語文作文范文，從學生到老師，從出題、批改試卷到招生，如果一個輪子不動，你就推不動它，很難解決。所以如果一個孩子在作文中說了很多謊話，我們不能只責怪他，這是社會責任。
我們大學的時候都那么高高在上，想著為什么中學的教學那么差，校長的職責是什么，老師的職責是什么，但是后來我們發現，其實校長有好的想法，老師有好的想法，但是中學的KPI是高考，你要在高考中表現出來，你高考考得好，就算是學得好，你高考考得不好，不管你學得再好，都是不行的。語文在這樣的一個動機下已經變形了，因為衡量好壞的標準是扭曲的。
我去浙江中學做招生宣傳的時候，和校長聊天，我說語文那么重要，你們為什么不重視？他說，齊老師，我們確實不重視。我問為什么？他說，我給你算一下，高三的時候，他數學有點弱，經過一年的強化復習，提高5分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語文，這個孩子本來可以考120分，刻苦學習了一年，還是考了115分，這是有可能的。特別是作文，本來可以考40分，但是他很努力，考了42分，甚至39分。
所以他說我們寫字有三個字：“別添麻煩”，導致很多孩子基本上放棄了語文。
但我們發現有一定比例的孩子，大概15%左右，我把他們稱為漢語的頑固分子。他們不關心文科，也不關心理科，就是喜歡漢語。他其實學習很好，讀的書很多，思維能力也強，但在高考中，他們的成績和一般學生相差不大。因為漢語不像數學，競賽題能立刻分出勝負。漢語沒有這種東西，好學生也表現不出來，這大大挫傷了學習漢語的積極性。
我們其實很同情這些孩子，我們要思考，語文作為一門每個人都必須學的重要課程，是否對得起這些對語文充滿興趣的學生，是否能充分調動學生原有的興趣。激發新的興趣？從我十年前的發現來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所以在北大我們也在做一些嘗試，比如推動大學開設漢語選修課，希望能夠改變大學對中學漢語的固有看法，看看學生是否能夠重新愛上我們的文化和漢語。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在試圖打破單一答案的認知。在中學，很多答案只有一個，但在大學，答案卻有很多。我們在大學里重新閱讀了很多中學時學過的詩歌，以改變這種認知。中文的陳舊習俗和習慣使得許多孩子對中文產生了仇恨，不愿意學習中文。
此外，當您寫一篇文章時，我們會像參加大學入學考試一樣寫作。
一些大學的老師非常隨意，傾向于責怪中學，說您在這里派什么樣的人，自由主義者不喜歡寫論文，科學專業的學生不喜歡做實驗，但只有批評我們不得不做一些努力，即使是我的努力，也可以更好。
Qi Yongxiang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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