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高考 40 年：改革一直在路上，初心從未改變
更新時間：2024-06-11 16:26:59作者：佚名
1977年恢復高考已經40年了，在經歷了諸多大大小小的制度改革后，2017年新一輪高考改革如火如荼地展開。澎湃新聞教育家專欄將選取40年來的10個節點，推出系列報道，記錄恢復高考后的一些重要改革。通過回望40年來高考改革的“故事”，讓我們對高考這項涉及廣泛民生的教育公共政策有更清晰的認識，為回答“未來改革將走向何方”的問題提供“經驗”支撐。恢復高考40年，改革一直在路上。無論“形式”如何變化，尋求更加公平公正的人才選拔制度，讓每一個同樣努力的人都能獲得機會，讓每一個具有不同特點的人都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華，這樣的改革不會改變它的初衷。
從恢復高考的第二年（1978年）起，各省開始實行全國統考，但出于安全和各地區實際教育水平的考慮，上海于1985年率先試行省考卷制度，此后，共有16個省嘗試全省或部分科目自行制定試卷。
近年來，由于“成本過高”“不利于人才合理流動”等原因，統一考試題目的呼聲日益高漲。自2015年起，制定統一考試題目的省份已縮減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蘇5個。
6月2日，湖北大學教育學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李牧洲對澎湃新聞（）表示，國家提出回歸統一命題“確實是因為改革形勢發生了一些變化”，但這并不意味著對省本命題的否定甚至是終結，也不意味著未來國家將再次進入“一考天下”的時代。
恢復全國考試對考生“影響不大”
江西省李都前房中學教務處處長熊華（化名），從教30余年，經歷過兩次“高考題型變化”：2005年，江西成為當年全國15個自行制定高考題型的省份之一；2015年貝語網校，江西重回“國考”時代。
從國考到地考再回到國考，這會給一線教師的教學帶來一些變化，但熊華覺得，總體來說“沒有什么大問題”。
“我們一直用的是人教版教材，回歸全國統考后，考試的總體框架不會變，只是原來體現地方特色的題目沒有了。”熊華6月1日對澎湃新聞表示，高考回歸全國統考對考生“影響不大”，因為高校招生是“按省份招生”，不管是地方考試還是全國統考，“競爭只在省內”。
曾兩次參加高考的四川某高校學生何超（化名）認為，全國統考的試卷水平比地方統考高，對一些考生來說或許是好事。比如，2015年他第一次參加高考時，四川省出題，何超因政治科目考了30多分而“落榜”。復讀后的何超2016年再次參加高考。那一年，四川省開始對語文科實行“全國統考”全國統一高考，他的分數提高了100多分，考上了四川一所211大學。
何超認為自己是幸運的，因為第一次參加四川語文考試時，語文和文科的考試題目偏重記憶力，而第二年的全國統考則更注重分析能力。“像我這種記憶力差的學生，更喜歡參加全國統考”，但各地的實際情況并不相同。
“本地量”時代
“1977年恢復高考，由于時間緊迫，當年采取了分省出題的方式。從1978年開始，全國統一出題。”湖北大學教育學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李牧洲告訴澎湃新聞，1985年，上海試點分省出題。此后，高考出題方式進入“統分結合”階段。
2002年，北京也開始試點高考自主出題。2004年，教育部決定再增加9個省份實行自主出題。兩年后，自主出題的省份擴大到16個。至此，全國除港澳臺地區外，一半以上的省份都進入了“地方試卷”時代。
中央大力推行“省內出題”的初衷是什么？2006年4月，教育部發布《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考試省內出題管理暫行辦法》，將這一政策的具體目標概括為“三個有利于、三個有利”：有利于高等學校選拔人才、有利于中等學校實施素質教育、有利于擴大大學辦學自主權、有利于考試科學公正、安全高效、準確規范。
遼寧省高中階段招生委員會在2004年2月下發《省設題》通知時，對《省設題》的目標進行了更為直接的概括：適應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新形勢的需要，加強省級人民政府對教育的綜合管理。
廈門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劉海峰認為，我國一半省份實行分省出題，除了適應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和新一輪基礎教育改革中各地區經濟、文化、教育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外，也有利于根據各省新課改不同進度，體現各省特色，實施新高考。“最直接的動機，就是為了降低全國范圍內大規模高考的安全風險，這是出于對考試安全的考慮。”
據《成都晚報》2003年11月8日報道，當年高考前夕，四川省南部縣發生高考試卷被盜事件。劉海峰說：“以前也發生過高考試卷被盜事件，監獄里印制試卷的犯人把試卷偷運出去，試圖賣掉，但并沒有大范圍傳播。”但在網絡已經比較發達的2003年，高考試卷被盜很容易造成“一地試卷被盜，全國都要重考”的局面。
雖然此案很快被破獲，并查明是當地考生所為，試題也未流傳到外面，但此事驚動了中央，也讓決策者深思：如果再發生類似的事情，該怎么辦？“當時教育部考試中心無法同時出多套高考試題，所以決定從2004年開始實行省級統考，先從人口最多或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省份開始。這就是（2004年）11省省級統考的由來”，劉海峰在2012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提到。
“一個看似偶然的小事件，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引發了中國高考歷史上非常重大的變革。”劉海峰說。
“分”與“合”的利與弊
李牧洲認為，自2004年以來，十余年的省級出題實踐，實現了全國新課改與新高考的平穩過渡和銜接，沒有發生過全國性重大高考安全事故。“為當前新一輪高考改革方案的出臺，特別是考試內容和形式的改革，提供了許多有益經驗。”
2011年前后，李牧洲和劉海峰曾參與過國家教育體制改革領導小組組織的對18個省份高考改革工作的“普查”。很多自主出題的省份明確表示，希望國家收回出題權，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成本太高”。
“從各省自主提出議題在座談會上的體現來看，各省的態度大致有三種，一是主動推進，以上海、北京、浙江等經濟發達省份為主；二是被動推進，以經濟、教育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為主，一般以行政協商的方式推進；三是半心半意推進，以當時還處于觀望狀態的一些省份為主。”李牧洲對澎湃新聞記者說。
調查發現，自行出題的省份每年在高考上的支出達400多萬元，有的甚至超過700萬元，而全國統一出題的年支出一般在1500萬元左右，“分省出題的成本比統一出題高得多。”“在四川等地調研時，相關人員透露，自主出題已導致考試機構入不敷出、不堪重負。”李牧洲認為，“各省的態度主要取決于各省的經濟、教育實力。”
“其次，出題也要承擔相應的風險，一旦出現漏題，要承擔行政責任。最后，分省出題還與本省優質師資隊伍，特別是高考出題專家隊伍有關，一些教育相對落后、薄弱的省份，在組織出題專家方面可能也面臨不小的壓力。”李牧洲說。
華南師范大學教授張民強曾30次參與高考試題設置，在向澎湃新聞談及“分省設置”與“統編”的利弊時，他表示，各省設置、組織層級不一，試題質量難以保證，部分省份高考“大年、小年”現象嚴重。
“選老師很難，因為選好老師后要關一個月左右出題，不能打電話，耽誤很多事情。有的老師參加過一次就不想再參加了。出題團隊很不穩定。”2015年，張民強在接受羊城晚報采訪時說。
“省提案”不會結束
2011年10月，劉海峰與李牧洲合作完成《高考應由省內統考還是全國統考》的報告，并提交給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考試招生改革小組。針對省內統考存在的問題，報告建議，“對那些自評不愿意繼續統考、愿意退出統考的省份，應允許它們自行選擇……而不是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最終結果將是統考為主，少數有條件的省份繼續統考”。
當時，要求允許部分省份回歸全國統一方案的呼聲日益高漲，但直到2015年，國家層面才出現實質性行動。
新華社報道稱，2015年3月初，時任教育部部長袁貴仁表示，全國統一出題范圍將擴大，2015年將新增3個省份，2016年將新增7個省份，屆時全國共有25個省份使用國家考試中心的試卷。同年3月11日上午，教育部新聞發言人徐梅明確指出，全國統一出題就是同大綱不同試卷，也就是仍采用同一套考試大綱，國家考試中心將出多套試卷供各省選擇。
自2015年起，全國僅有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蘇五個省份自行制定了考試題目。
“2015年是我國各省、市、自治區（除港澳臺地區外）全面進入高考新課程改革的一年，這也為部分省份順利回歸統考行列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李牧洲認為，國家提出回歸統考“確實是因為改革形勢出現了一些變化”，但這并不意味著對省考的否定甚至是終結，也不意味著未來國家將再次進入“一卷考天下”的時代。
“只要國家允許各省(市、自治區)自主探索符合地方利益的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只要東中西部教育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存在，只要一些省級考試機構有足夠的財力、物力、人力保證自主出題的質量和安全，省級出題的條件就存在。”李牧洲認為。
“教育部考試中心可以根據各省具體情況，以‘省份定制’的方式提供試卷。”李牧洲告訴澎湃新聞。熊丙奇也認為，統一出題不等于統一試卷，國家可以出多套試卷全國統一高考，各省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選擇。
張民強告訴澎湃新聞，現在全國高考題庫日益豐富，教育部考試中心也有能力統一制作多套試卷。
“需要注意的是，高校招生采取的是‘分省配額’辦法，即使統一出題，也不會有全國統一的錄取分數線。”熊丙奇認為，高考改革最關鍵的問題不是全國統考還是地方統考，而是“錄取制度”的優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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