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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家的決心

2023年秋天，結婚十八年后，張芳芳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去蘇州打工。她在家鄉阜陽當了近二十年的畫家，偶爾去外地工作，但從未離開過安徽。

這個決定來之不易，她原本計劃春節過后和丈夫一起去蘇州，但在出發前，她又猶豫了。母親病得很重，還沒有完全康復。想起母親的化療，張芳芳還是心有余悸，“太可怕了，真的要了我的命。”想來想去，她還是決定待在家里，安心一點。

丈夫去了蘇州后，張芳芳還是像往常一樣，每天到處找工作，下午五六點就趕回家做飯，晚上輔導小兒子做作業，每隔兩三天就回村里看望父母。

在富陽，外墻工一天的工資是500元，比內墻工多了200元。只要不下雨，張芳芳一般都會趕著去干外墻工。她聽丈夫說，在蘇州干內外墻工的工資都一樣，不管是吊繩索還是上鋼管架，一天都是400元。工資和富陽沒太大區別，但那邊高樓林立，不愁沒活兒，每天都有錢。

看到富陽的工作機會越來越少，張芳芳又想著要不要去蘇州。如果能在家鄉賺錢，她也不想去遠方，她不能離開父母和孩子，大兒子剛上高三，她雖然不能幫他學習，但也想離他近一點。但轉念一想，家鄉到處都是花錢的地方，想來想去，她覺得必須去蘇州。

油漆工的工資是按照每天的工作時間計算的，他們知道每項工作需要多少小時，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完成。張芳芳坐不住了，每次距離上一份工作結束還有10天左右，她就開始尋找下一份工作。她可以在家呆一天，但呆兩天她就會焦慮。“你知道家里沒有工作，你還在這里干什么？”

從富陽到蘇州的高鐵二等座票價280元，車程3小時。大巴車程需要11、12個小時，但票價只有高鐵的一半。2023年10月13日貝語網校，安排好家里的一切后，張芳芳坐上了前往蘇州的大巴。

這次出行目的很明確：為了賺錢。到蘇州的第二天，她就和丈夫一起上班。工作地點不固定，多在市中心。通常每天晚上兩三點鐘，老板就會在群里發當天的工地具體位置。宿舍在相城區，最近的工地距離市區也有20多公里。他們每天早上5點半起床，6點在小區門口集合出發，這樣就能在早高峰之前趕到工地。

早上5點40分，張芳芳正在洗漱。總臺央視記者王靜遠攝

初到蘇州，張芳芳吃不慣，睡不好覺。她和丈夫擠在一張鋼絲床上，翻身都困難。她愛吃面條，雖然蘇州以面條聞名，但她吃不慣細滑的蘇州面條。中午吃一大碗，下班前就餓了。每當這時，她就想念富陽的格拉面，“能讓你不餓，坐在鋼絲繩上一下午。”

但比起賺錢，這些都是小事。總體來說，張芳芳覺得這次旅行非常正確，這是她第一次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加上蘇州和富陽的城市景觀差別很大，所以看到的一切都是新鮮有趣的。

每次她坐車去工地，其他工人都在補覺，只有她一個人望著窗外。看到美景，她就會好奇地上網找圖，然后拍下照片、視頻發給大兒子。她還在百度上搜索如何教育孩子，專家建議家長要幫孩子樹立人生目標。晚上和上六年級的小兒子通電話時，她語重心長地鼓勵他：“好好努力，外面的世界很美好。”

有一次，她在姑蘇區一處工地翻修舊樓，在從一棟樓走到另一棟樓的路上，看到一個古裝女孩在城墻前拍照。“她真的好美。”她覺得出門真好，“大開眼界。”這是她對蘇州美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體驗，但她至今還分不清那是樓門、封門，還是盤門。

此外，她喜歡的地方還有很多，比如“那里有城墻”、“有一條長河”、“有一個美麗的湖泊”、“那座塔”。張芳芳說不出蘇州的很多景點，她說路過看看就好，她根本沒打算去那里，畢竟還有任務要完成。

來蘇州之前，她就給自己和丈夫定下目標，春節前工作一定時長。回家的前提，是和離開家的決心掛鉤的——她權衡了那么久，才邁出這一步，讓自己離開老人和孩子。既然付出了那么大的代價，承受了那么重的心理負擔，她就必須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在蘇州賺錢上。

張芳芳和丈夫就像不停旋轉的陀螺兒媳和公公的故事老公粗又大，整天不愿休息，只想盡快完成工作，回家陪兒子。元旦過后，她越來越想回家，每天都祈禱不要下雨，聽到同事說下周天氣可能會變，她就心煩意亂。

張芳芳和丈夫擠在蘇州的一張單人床上。總臺央視記者王靜遠攝

在蘇州，張芳芳突破了自己的極限，連續工作了39天，沒有休息。她說，不管白天有多累，晚上都會用酒抹在身上，睡個午覺來恢復體力。“要不是公公婆婆和孩子生病，我還可以多工作幾天。”她略帶自豪地說。這樣的紀錄在富陽是不可能實現的。家里有事，她就被拴在家里，哪兒也去不了。

這也是她喜歡蘇州的原因之一，在這里，她可以暫時擺脫家庭事務的牽絆，斷絕外界的一切干擾，“只要老板不停工，我就可以繼續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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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娘子

張芳芳精力充沛，走路輕快，說話很快，激動時不自覺地動手腳，高興時不顧形象地大笑。她從小在農村長大，從來都不是嬌生慣養的孩子。工地的艱苦環境、男性主導的工作圈，讓她性格中堅韌不拔、不屈不撓的一面不斷被放大。

她在蘇州的宿舍有三室一廳，一共住了九個人，八男一女。客廳里近一半的空間被各種白色桶子占據，里面有乳膠漆、墻體加固劑、防水砂漿等。陽臺上堆滿了衣服，一看全是男人的衣服，公共區域的幾處地方還掛著男士內衣。

“我們出去打工不是為了享受，有地方住就行。”張芳芳若無其事地說。早年，她和丈夫在潁上工地打工，住在鐵皮搭的棚子里，夏天就像鍋爐房，兩個人就只有一臺小風扇。當時，泥瓦匠、木工、油漆工都住在這里。下班后，很多男工衣著內衣走來走去。她晚上基本不出門，想上廁所也得忍著，“很不方便”。不同工種的人彼此不熟悉，工地上女性很少，她們大多時候覺得自己是被忽視的一方。

而在蘇州，她和丈夫有自己的小房間，一起住的同事都是油漆工，其中不少是富陽人。張芳芳在這里住得很自在，覺得自己受到了尊重。同事們洗完澡總是穿得整整齊齊，下班后也總是讓她和丈夫先用廚房。

老板、領班、同事、身邊的男人提到張芳芳，常用的詞就是“厲害”。女畫師大多是畫室內墻面，全富陽能畫繩子的女性也就七八個人，包括袁姐和張芳芳。

袁姐比張芳芳大十歲，她們認識十??多年，都是兩個兒子的母親。袁姐說，張芳芳比她辛苦多了，她有時要休息，但張芳芳一天也不想閑著，哪怕下午有事，上午也要出去干半天。“她是富陽最有實力的女人，我叫她‘鐵娘子’。”

張芳芳（右）經常和袁姐（左）一起到阜陽上班。總臺央視記者王靜遠 攝

2024年1月中旬，距離原定回家目標還有一周，張芳芳因兒子要期末考試，決定先回阜陽。回家后，她和袁姐接了一份工作，到離家70公里的界首市檢查各棟樓的空調管道是否堵塞。

張芳芳以前只會刮膩子，但這些年她已經多才多藝了。現在，防水、粉體保溫、管道連接等所有需要用到繩子的東西，她幾乎都能做。“你做不了，總會有人做的，如果你想做這個，就得認真學。”

張芳芳負責放繩，袁姐幫忙。最后一天上午，只剩下最西邊的一棟樓，在兩個單元門口各放一根繩子，工作才算結束。高空作業的繩索有兩種，主繩和輔繩，長約120米。主繩主要用于支撐和承載高空作業人員的重量，重達七八十公斤。

放下第一根繩子后，兩人乘電梯來到27樓頂層，要把放下的繩子全部拉上來，再在另一邊重新系好。張芳芳站在墻邊，像拔河一樣身體前傾，抓著繩子，慢跑幾米遠，又迅速松手，跑回原地。她松開繩子的同時，袁姐在墻上重復著同樣的動作。如此接力來回二三十次后，兩人終于把兩根繩子拉了回來。

準備工作完成后，張芳芳再次檢查繩索，然后爬上矮墻。一位正在樓頂曬被子的女居民目睹了整個過程。當她看到張芳芳漸漸消失在視線中時，她震驚地說：“這個女人真堅強。”這位女居民和袁姐同齡，她走上前問袁姐一天能掙多少錢。袁姐回答：“四五百。”她又問，為什么一個女人會干這份工作。“這可是兩個兒子的壓力啊。”袁姐笑出了聲。

袁姐入行比張芳芳早，一開始是自己干活，自己當老板。她先是做內墻鋼管架，后來做外墻吊籃。裝吊籃費時費力，有些角落還夠不著。她看到別的工地有人鋪繩子，心想自己當個“蜘蛛俠”也不錯，“專門解決鋼管架、吊籃解決不了的‘難題’”。兩人一起干活，加起來就只帶了這幾樣東西。準備吊籃的時候，只要一根繩子就能下去，干完活。

十幾年前，用繩索作業的工地很少，敢用繩索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袁姐想，自己是小組長，別人不敢干，自己不干，誰干？她只好干，“干得越多，膽子就越大。”

張芳芳正在高空作業。圖中大樓高達27層。總臺央視記者王靜遠攝

繩索輕便快捷，但看上去卻更加無助。鋼管架、吊籃體積大，在上面干活更有安全感。袁姐說，用繩索最危險的地方，就是到了小區，風平浪靜，可就在你吊在繩索上的時候，突然刮起一陣大風，“風吹到哪里，你就在哪”，要是運氣不好，墻面剛好光滑，腳下沒有支點。

“你不怕嗎？”“怕就不做了？”張芳芳打斷了他的話，然后一連串的話語轟然落下，“如果人生不是無奈之舉，誰會選擇這個行業？是因為好玩嗎？是因為刺激嗎？是因為想挑戰自己嗎？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旁邊的袁姐被逗得哈哈大笑起來。

張芳芳和袁姐感嘆，今年冬天做了好多鋼管架，大腿卻沒有被凍住，“真厲害。”往年家鄉的繩索很多，穿太厚的褲子，腿動不了，爬不上矮墻，穿的最厚的也是毛褲，一坐上座板，一坐就是四五個小時，大腿血液循環不暢，每次干完活兒兒媳和公公的故事老公粗又大，都冷得不行，時間長了就會凍僵。

他們剛開始做繩子的時候，富陽的小區大部分都是6層樓，后來樓越建越高，有11層、18層，后來有20多層，他們做過的最高樓層是33層。

富陽的高樓大廈幾乎都是他們建的，兩人并肩走在路上時，不禁抬頭望向自己干過的每一棟樓，“這是一種職業病。”張芳芳說，自己沒文化，選擇這份工作就是為了賺錢，但每次路過這些高樓大廈，她心里總是很高興，“為我們美麗的富陽建設貢獻了一點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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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單位

如果不是成為一名母親，張芳芳或許就不會選擇進入這個行業。

結婚一年后，她在一家食品廠找到了一份工作，每月工資300元，不臟不累，還能維持生活。2006年，大兒子出生，家里的開支越來越大，她想多掙點錢養家，“天天想著這件事，越想越煩。”

當時，丈夫在工地做油漆工，干得好的時候，一個月能掙900元。“我們都是靠自己的手腳干活的，他能掙那么多，我干不來干嗎？”張芳芳想跟丈夫學畫畫，丈夫不同意，說工地不是女人該干的事。張芳芳心軟，沒跟家人商量就辭去了食品廠的工作。晚上丈夫回家，她隨口說了句：“明天我跟你去工地。”

第二天，張芳芳和丈夫一起出門，丈夫沒有理她，她就裝作什么都沒看到。到了工地，她讓丈夫教她刮膩子，丈夫生氣了，不肯教她。她沒理他，去找其他工人學。

當時富陽很少有高層建筑，小區最高樓層也就6層，外墻刷的是竹竿搭成的框架，施工完畢后要把竹竿拆掉，外墻檐口要用從樓頂降下的繩索來處理。

張芳芳的丈夫當天恰好在另一個工地，他叫來一個工人幫忙放繩子，工人要價200元。“我覺得他坑我，就說‘你真狠’。”工人氣沖沖地走了。工人一走，張芳芳就后悔了。第二天就要開始檢查了，她決定自己放繩子。

她以前看過丈夫操作，綁繩子的步驟她都記得清清楚楚。綁好座板后，她就把它扔下去，再拉上來，但總覺得綁錯了。如此反復了幾次，確定沒有問題后，她才帶著水桶下去。

正在刷內墻的工人材料用完了，出來刮膩子，抬頭看到張芳芳正在外墻上掛東西，嚇得趕緊打電話叫丈夫。丈夫來了，把她罵了一頓，但張芳芳卻很高興，一來“我知道他關心我”，二來她自己把活干完了，沒有耽誤驗收。談起第一次下繩的經歷，她說自己當時太傻了，“只顧著錢，被生活逼著。”

張芳芳正在固定屋頂上的繩索。總臺央視記者王靜遠 攝

丈夫不知道該怎么帶她，夫妻倆就一起去工地打工。隨著阜陽的高樓大廈越來越多，工地越來越搶手。一時間，夫妻倆找不到工作，在家待了好幾個星期。張芳芳心里很著急。

一天，丈夫的朋友打來電話，她接了電話，對方問她愿不愿意一天260元的錢下繩子，“一聽到260元我就興奮了。”張芳芳騙丈夫說工地只需要一個人，丈夫不同意她下繩子時，她就說自己是去做內墻的。

結果到了工地，她就被驚呆了。樓有27層高。她記得，富陽第一次有這么高的建筑。很多工人沖著高工資來的，但看到工地就走了。“大家都沒上過這么高的樓，我們害怕。”

等待上崗的工人有40多個，但她是唯一的女性。值班經理從人群中看到她，告訴她內墻工作已經滿了。她指著腳下的繩子說，她是來上外墻的。張芳芳總覺得老板和經理不理她。后來她才知道，在她之前，有兩名男工人因為恐高而沒能上崗，花了兩個多小時才把他們拉上來。老板覺得，既然兩個男人都做不到，那她一個女人簡直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繩子要兩個人才能下來，高空作業人員坐上坐板后，搭檔還要幫忙遞材料。經理把她帶到樓頂，轉身離開。張芳芳知道，他是想讓她放棄。那一刻，她心情很復雜，委屈又生氣，“這不是為難我嗎。”她強勢慣了，不想屈服。如果她今天走了，這個老板以后一定會跟大家說，“女人不配，他肯定把她嚇跑了。”

更重要的是，她真的需要這份工作，沒有退縮的資格。沒有搭檔幫忙，她花了比平時多一倍的時間準備。綁座板的時候，她往下看，忍不住往后退了好幾步。“這么高，人就像小螞蟻。”護墻寬30厘米，中間有避雷條，人只能踩上15厘米，15厘米外就是100米高的空氣。她覺得很不舒服，想給丈夫打電話，但一打電話，就沒法干活了。

人在害怕的時候，就是不相信自己。張芳芳把座板搖下來，又拉起來，就像幾年前她第一次爬下6樓時那樣。“腳好像被石頭壓著，好重啊。”她的眼淚不停地流。看到身邊的人都已經爬完2樓，她努力讓自己平靜下來，自言自語道。如果這次放棄了，260元去哪里掙？她之前已經爬下6樓那么多次了，就當是一下子爬了好幾層樓。

多年后，張芳芳對27樓已經很熟悉了。她外表看起來很平靜，但內心還是害怕的，只是恐懼本身已經變了。以前她有恐高癥，現在人到中年，更害怕發生意外。她覺得這種恐懼是好的，只有害怕了才會注意安全。

張芳芳在檢查外墻空調管道。 劉奇寶 攝

為了在生活的荊棘中生存，張芳芳武裝了自己，但一涉及到家庭，她的殼就會逐漸松動、崩潰。女人為什么要這么拼命地奮斗？在她看來，兩個人一旦組成家庭，有了孩子，就是一體。夫妻倆的小家庭，背后還牽扯到原來的家庭，形成了一個大家庭。明知??道丈夫在外面干著苦差事，如果自己還選擇安逸的工作，那不是相當于把所有的負擔都壓在他一個人身上了嗎？“我怎么受得了？受不了。”

張芳芳用挑水來比喻“夫妻一心一意”的關系：如果他要挑一桶水，會不會很重？我跟他一起挑，他會不會覺得輕松？就算他一個人把水桶扛回家，他的疲憊和壓力都寫在臉上，累得沒法跟我們說話，公公婆婆看見了也會心疼。一家人好像都有些莫名的負面情緒。但現在我跟他一起干活，晚上回家，雖然很累，但全家人的表情都是笑瞇瞇的。

和其他男工一起干活時，張芳芳擔心自己成為他們的負擔，總是搶著干，無論是搬油漆還是刮膩子。只有和丈夫分在一個組，她才能安心接受來自身邊的照顧。兩人一起在外墻上刮膩子時，丈夫會用力的伸手向她靠，她只要照顧好眼前一小塊區域，她感覺“靠譜又有保障”。

然而回到現實，當一個女人選擇去工地時，她可能比男人承受的更多，失去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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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母親成為高空畫家

女性成為高空畫師，首先改變的就是時間和身材的管理。聽到姐姐問自己“我每天干這么重的活，怎么越來越胖了”，張芳芳有些著急了。

油漆工作是個體力活，干了這份工作后，她特別餓，飯量也大了很多。在蘇州，她下班后六七點鐘就回宿舍，然后去買菜做飯。吃完飯后，她渾身酸痛，不想動。“吃完飯躺著肯定會胖。”她曾經想過下班后運動一下，但只要一動，她就徹底放棄了。

張芳芳對路邊的美甲店不以為意，因為那不是一個上班族該考慮的事情。年輕的時候，她的頭發又厚又黑，但長年在外面風吹日曬，頭皮毛囊受損，頭發大量脫落，長得也慢。以前她看過一句廣告詞，“沒有丑女人，只有懶女人”，但她并不認同這種說法，她覺得“丑女人”不是懶，而是沒時間和錢。

張芳芳是家中最小的妹妹，三姐妹中，她和媽媽的氣質最相似。姐姐心疼她，覺得這份工作不適合女人，“像你這樣的女人，還有多少？”但妹妹我行我素，“誰不想做個小女人？我也想身材苗條，皮膚光滑，但光顧這些是達不到什么效果的，總不能只顧自己吧。”張芳芳也有一顆愛美的心，但在“蜘蛛俠”小芳的身份下，愛美是自私的表現。

如果這位女士恰好是一位母親，她很可能要面對比丈夫更復雜的掙扎。同樣在外打工的張芳芳在蘇州時，每天晚上9點就開始擔心公公會不會在騎自行車接小兒子放學的路上摔倒。“這是我應該做的。”

似乎母愛的底色總是夾雜著愧疚。在下定決心去蘇州之前，她經歷了漫長的心理掙扎。她想過給兒子足夠的母愛就離開，但無論給多少，都彌補不了對兒子的虧欠。蘇州工地中午只有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當她穿著滿是灰塵的工作服匆匆吃飯時，突然想起兒子問她什么時候回家，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

十多年前，剛進工地時，張芳芳就和丈夫約定，為了不讓家里四個老人擔心，如果他們問起，她就說自己是助理。多年后的一天，婆婆的同事無意中看到了她放繩子的視頻。婆婆看到畫面上的人是兒媳，大吃一驚，立刻把兩口子叫回家。張芳芳進屋一看，兩家人都在，婆婆當著眾人的面打了丈夫一巴掌。張芳芳看著父母，他們一句話也不說，只是默默地哭，“我的心像刀子一樣疼。”

此后，張芳芳到吉林四平學做醬餅，和別人一起開了一家早餐店。但當地人不習慣，店面開業兩個月就賠光了所有的房租。拿到外墻高薪后，她總覺得去做別的事賺的錢不夠。父母勸不住女兒，張芳芳又回到了工地。

總臺央視記者王靜遠拍攝的張芳芳和她的兩個女兒

2019年，張芳芳和丈夫用20多年的積蓄買了一套店面。她原本打算拿到房后就轉行，但房子至今未交房，結果欠下了30多萬的外債。店面就在她家小區對面，她每次出門都能看到，下雨的時候，外面雨大，里面雨小，外墻上有很多明顯的凸起，讓人“很煩”。我們相處的時間里，她一次又一次提到這個心里結，描述措辭、態度也改了好幾次。她希望借助媒體的力量給開發商施壓，但又擔心跟對方關系不好，最后一無所獲。

她講到，有一次母親的田地在一夜之間被盜。“對農民來說，全家的希望都沒了。”即便如此，父母也沒有讓她和三個姐姐挨餓。她的父親是個木匠，花了六塊錢買了一棵樹。靠著這棵樹，一家五口度過了艱難的一年。“父母的辛苦，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他們現在都老了，我怎么能讓他們受苦呢？”

她的母親建議她改變自己的職業生涯，但張方芬說，她尚未收到店面，并且“這么多年后都無法改變。”

母親說：“看到她的孩子時，誰不會為孩子們感到難過呢？她在那個高處掛在那兒。她不聽你說的話。它一只耳朵，另一只耳朵。”

“媽媽，這并不像您想的那樣可怕。有兩個繩子。

“如果您經常站在河邊，您的腳會弄濕。人們應該滿足。為什么母親在講話時變得越來越焦慮。

“沒有壓力，就沒有動力。年輕意味著活躍。”

“我不明白。”

“一個家庭如何在工廠工作的3,000元人民幣生存？不要只是看我的工作方式。

“你是一個騙子。”

“為什么年輕時就這么努力？”

“所以你們三個人可以吃足夠的食物和飲料。”

“如果當時有一條繩子，而薪水是100（元），你會這樣做嗎？”

母親轉身打斷了談話。

如果您遇到了Fangfang的母親，您可能會了解Zhang Fangfang的精力是在哪里。

像大多數中國的農村婦女一樣，張方福（Zhang Fangfang）從內心深處相信，家庭在某種程度上更重要。當被問及她的愿望是什么時，她回答說，在完成兒子的事務后，她想和丈夫一起旅行。

但同時，她渴望獨立，自由和夢想，我在早晨的高峰時段擠進了地鐵，并將其送給了她的照片。在那之后的北京地鐵中，她回想起了地鐵中的人們的腳步：“太快了，我無法趕上，這真的很壯觀。”

在離開Fuyang之前，我們建議我們在前一天散發她的頭發，她上次陷入困境的是五到六年前。 。”

在Perming的時間里，Zhang Fangfang似乎特別興奮。

當春季的節日臨近時，理發店很吵。并告訴她，蘇州的第一個薪水即將獲得付款，并要求她檢查她的電話和遙遠的想法。

小小的年輕時。

張方芬說，對于移民工人來說，春節是一年中最輕松的時間。

在2024年的夏天，她的長子將參加大學入學考試，幾天前她還沒有決定繼續去蘇州，她的丈夫也從蘇州回來了，現在她沉浸在丈夫的幸福之后，她寄給了我的丈夫。

制片人：李·肖菲（Li Shaofei）

記者：王

編輯：Shan Jingyu

Pan Dong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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