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和我》的作者杰伊·魯賓
更新時間：2024-05-23 08:16:31作者：佚名
《村上春樹和我》通過書籍講述了杰伊·魯賓和村上春樹之間的有趣故事。一切從村上春樹給魯賓的一通電話開始，延伸到兩人的文學交流。書中不僅包括魯賓翻譯村上小說時發生的種種事件，還包括文學觀點的交流和翻譯技巧的探討。以下是書中的部分內容。
村上春樹與我
那是1961年，我在芝加哥大學讀大二的春季學期，正在尋找西方文化以外的課程，正好有“日本文學概論”課程。
那門課，雖然要求我們從《古事記》開始讀，然后讀《伊勢物語》、《源氏物語》、《平家物語》、《敦煌》、《心之島》村上春樹 英文版，最后讀到夏目漱石的《心》，但因為是給美國學生上的課，所以所有的文本都翻譯成了英文。
老師是因翻譯《心》而出名的埃德溫·麥克萊倫教授。他的教學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因是學生們讀的是英文譯本，但麥克萊倫先生總是帶著日文原版書，在課堂上給我們講解原版書的各種內容。他對教學的熱情讓我們學生覺得，如果能用日語閱讀那些書，那將比讀英文譯本有趣得多。
麥克萊倫老師的課很有趣，那年夏天我買了一些日語書，在打工期間開始自學日語。我的工作是賣冰淇淋，我會把冰淇淋裝在一輛小卡車里，開著它在街上轉悠，到小孩子多的街道上按鈴，然后把卡車停在路邊賣各種冰淇淋。
最貴的香蕉船冰淇淋球，是將香蕉剝皮后，縱向切成兩半，做成有孔的托盤，在中間放置三個圓形冰淇淋球，然后澆上巧克力醬或淡奶油，制成的甜品。
做香蕉船冰淇淋需要提前把很多香蕉裝進卡車，而這些香蕉其實對我學習日語有很大的幫助。我用圓珠筆在香蕉皮上寫字來練習漢字。一種難以言喻的感覺讓我寫得順暢，記憶力也很快。我覺得我必須向我的讀者推薦這種方法。
有一天，老板來檢查我的工作，他一臉茫然地看著寫著中文字的香蕉皮，問：“那是什么？”我敷衍地說：“哦，就是這個，是中國產的香蕉。”他回答：“哦，是嗎？”然后就沒再理會，直接回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那塊香蕉皮，我感覺自己好像在學日語，而且學得還不錯。于是新學期開始的時候，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日本文學專業。然而，當我開始學日語，經過五六年的艱苦努力終于可以學文學的時候村上春樹 英文版，我已經進入了研究生院。也就是說，我陷入了學習日語的泥潭。
麥克萊倫先生的專業是明治文學，所以我自然也專注于明治文學研究。麥克萊倫先生不僅翻譯了《心》，還將漱石的《獨奏》和志賀直哉的《夜行》翻譯成了英文，所以我想到日本文學教授也做翻譯，于是自己也開始翻譯。
后來我發現有些教授不做翻譯，但已經太晚了。我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我愛上了翻譯，無法理解那些不想做翻譯的人的想法。
我的博士論文是國木田獨步，所以我翻譯的最初幾篇小說都是獨步的故事，其次是漱石的《三四郎》。除了我在 1977 年翻譯的野坂昭流的《美洲馬尾藻》外，我的下一個翻譯作品是漱石的《坑夫》貝語網校，我在 1988 年翻譯了它。
回想起來，我翻譯的幾乎都是“已死之人”的作品。雖然除了翻譯之外，我也做了許多別的工作，但就連2011年終于由瀨戶書房出版的《風俗的腐敗：明治國家與文學審查》一書，也是對明治時期作家，也就是“已死之人”的作品的研究。
1988年，阿爾弗雷德·伯恩鮑姆翻譯、村上春樹撰寫的《尋羊冒險記》在美國引起熱議，于是，無論我多么沉浸在明治時代，也開始隱約注意到一位叫村上春樹的作家的存在。
雖然在東京的書店柜臺上看到過他的書，但寫出如此暢銷書的人，估計也都是些人氣作家吧，肯定都是些喝醉了的少男少女無憂無慮地睡覺的荒唐故事，所以幾乎沒有興趣看。
然而，在《尋羊冒險記》英文版出版的幾個月前，一家名為 Vintage 的美國出版商請我閱讀村上春樹的一本小說，看看是否值得將其翻譯成英文。雖然英文翻譯已經在討論中，但他們表示仍需要對原著的意見。
杰·魯賓
知道人們在讀什么樣的爛書也沒什么壞處——我帶著這種想法接受了它，但我根本沒有任何期望。然而，當我從出版商那里拿到平裝本嘗試閱讀時，我驚呆了。那本書就是《世界末日與冷酷仙境》。
多年來一直專注于壓抑的灰色現實主義研究，我不敢相信日本有如此奔放的作家。小說結尾處，獨角獸頭骨散發出的夢幻色彩至今仍歷歷在目。我舍不得離開村上春樹的世界，甚至后悔合上最后一頁。
我給經典出版社寫了一封信，征求我對這本小說的意見，信中說：“這本書無論如何都值得翻譯。如果你們討論的翻譯不令人滿意，請讓我來翻譯。”然而，經典出版社完全不理會我的意見。既然他們堅決不出版，自然就沒有給我翻譯。
兩年后，講談社國際出版了伯恩鮑姆先生對《世界末日》和《冷酷仙境》的出色英譯本。此時，村上春樹的《尋羊冒險記》已在美國和英國掀起一股熱潮。
可能是因為《世界末日》和《冷酷仙境》讓我感動不已，我讀了村上春樹的每一本書，并把它們帶到課堂上。我對短篇小說特別感興趣。
我完全被村上的作品迷住了，仿佛它們是專門為我寫的。我喜歡村上作品的幽默感，以及他不依賴時間和記憶的寫作方式。
他的故事中有很多我十幾歲時喜歡的爵士電影配樂。我很欣賞他讓讀者感覺自己是從主人公的頭腦中看世界的能力。簡而言之，作為一個普通粉絲，而不是作為一名專業學者，我對村上的作品很著迷。
于是，我在大學圖書館里找到日本作家協會出版的《文學年鑒》，查找了村上的地址，并給他寫了一封信。
“我很想不惜一切代價翻譯您的一些作品，清單上的任何一部作品，您能允許我將它們翻譯成英文嗎？”
令我高興的是，我很快就收到了村上經紀人的回復，說我的建議受到了歡迎，于是，我把我最喜歡的兩部作品《又一次襲擊面包店》和《大象的消失》的譯文寄給了經紀人。
幾周后的一天早上，我正在書房里用電腦工作，突然電話鈴響了。我拿起聽筒，聽到一種我從未聽過的奇怪聲音，就像一只雞被勒死一樣。
心想這么陌生的聲音沒必要回復，就咔嚓一聲掛斷了電話，可電話又響了。我顫顫巍巍地拿起聽筒，卻聽不到剛才的陌生聲音，便試著說了聲“你好”，接著傳來一道低沉而親切的男聲，而且是用日語說的：“我是村上春樹，能允許我將前幾天收到的《面包房襲擊案》和《大象的消失》的英譯本發表在《花花公子》上嗎？”
盡管我對美國《花花公子》雜志所謂的“哲學”有些懷疑，但我還是毫不猶豫地抓住了這個在讀者群很大的雜志上發表文章的大好機會。也許是因為我是一名學者，而我發表的論文的讀者不到十個人？
杰·魯賓
現在想起來，那天的那通電話有很多地方令我吃驚。
首先，村上春樹親自給我打過電話。說起來，夏目漱石從來沒有給我打過電話……
其次，作者村上春樹對我的翻譯很滿意。
然后還有在《花花公子》上發表文章的事情。
最后的驚喜是，電話里那掐雞的聲音竟然是來自最新技術“傳真”的信號。
村上春樹似乎很害羞，他似乎想盡可能避免直接在電話上與陌生人交談。不過，似乎因為我的技術落后，他不得不打電話給我。順便說一句，第二天我買了一臺傳真機。傳真現在有點過時了，所以我想讀者也能理解這個故事發生在多久以前。
如果讓我再舉一個令人吃驚的例子，那就是村上春樹說他不是從東京打來的，而是從新澤西州紐約的普林斯頓大學打來的。1991 年春天，我在哈佛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住在波士頓附近一個叫布魯克林的小鎮，距離村上春樹所在的普林斯頓大約有 4 小時的車程。
或許是因為距離很近，沒過多久我就和村上第一次見面了，從此我的生活就完全改變了，以村上的作品為中心，朝著難以預料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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